廣州商團起義祭（下）：反抗中華主義
2019/10/24 — 19:07
商團軍的操練場，https://bit.ly/35VUVA5，public domain
【文：羅浮山客】
在西方文明從西向東傳播的近代史前夜，廣大的歐亞大陸仍然由幾個前現代的多元帝國統治著，這些帝國內部包含大量的不同族群（ethic groups），而且往往橫跨不同的泛文化區域，例如橫跨東歐、中亞和北亞的俄羅斯帝國，橫跨巴爾幹半島、中東和北非的鄂圖曼帝國，以及橫跨中亞、東亞和東北亞的清帝國。如果我們將近代的民主定義為基層社會實施自我治理（包括財政自給和自練軍隊），那麼上述的這些前現代國家都不適合充當民主的主體，因為他們往往建基於征服的基礎之上。也正因如此，西方文明自西向東傳播的過程中，這些帝國開始解體。
近代的東亞歷史便在這個背景下展開，西方文明對東亞的輸入，產生了澳門、香港、上海、漢口和青島等等一系列的國際港口。天津條約和煙台條約以後，長江成為國際水道，正如巴黎條約使鄂圖曼帝國的多瑙河成為國際航道一樣。太平洋的貿易鏈深入到了內陸巴蜀的重慶和萬縣，隨之而來的是英法等國的租界和制度。中國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主義左派的史觀憤怒地指責這是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落後文明的入侵和奴役。然而清帝國本就是一個遠更專制的帝國，在其殖民統治下飽受剝奪的東亞民眾，早就通過以腳投票的方式展示哪種秩序更能保護他們。威海衛百姓偷移界碑讓自己的房屋脫離清帝國衙門的管轄，便是一個鮮活的例子。1903年上海「蘇報案」更是表明了租界對東亞近代史的深遠積極意義。
西方文明對遠東開始的輸入讓東亞納入了國際體系當中，並孵化了各地（包括廣州）的第一批西化精英階級，大大削弱了清廷在基層的統治能力。廣州商團在辛亥後的建立只是這種孵化的其中一個結晶，以及全粵各種自治團體的一個代表。而英國建立的香港城邦更是通過團防局、保良局和東華醫院等早期本地粵裔組織的建立，為粵人的自治提供了良好的先例和榜樣，也讓同文同種的粵港從此成為兩個路徑不同又相互密切影響的族群。同時，香港成為了各種被清國迫害的思潮的庇護所，在清帝國崩潰以後，又庇護了各種政爭中的失敗者，正如筆者現在仍能在言論自由尚存的香港坦率地發表觀點一樣。
因此1924年的商團起義前後，香港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粵港兩邦雖然已經分離，但兩地的人員物資流通仍然十分頻繁（當今粵港邊界嚴密的檢查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冷戰的產物）。商團購置用以自衛及起義的軍械，皆是來自香港，透過與匯豐銀行及香港政府的接觸所得。而在商團事變整個階段，擁有言論自由，立場普遍親粵的本土香港報章也全程跟踪報導，以《華字日報》為典型。這些報導不僅使得當時商民的抗爭不至於在輿論上完全失語，也使得後人得以在故紙堆中發掘這段被遺忘、扭曲和污衊的歷史。起義失敗後國民黨的秋後算賬，包括在1925年直接解散所有商會，禁止商人擔任公職的措施，使恐懼遠東第一期共產主義浪潮的粵人有產者紛紛撤資和賣地逃亡香港，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正式融入了香港，可謂粵港兩地友誼的體現。經歷過商團一役的粵港商人隨後踴躍地資助陳炯明的抵抗，也同時資助滇軍唐繼堯對兩廣的出兵，牽制了廣州國民政府用以策動「省港大罷工」的資源，幫助香港渡過了1925年被廣州政權物資封鎖的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發現當時無論是組織抗爭的粵商還是為其提供支持的香港輿論，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話語的被動，都很像是港獨思想產生苗頭前期的香港。廣州商民抗拒孫政權的橫徵暴斂，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廣東甚至完全有理由組織完全脫離中國的政府以脫離這種干預。但是宥於相關意識形態的缺乏，他們只能提出「聯省自治」（如同「一國多制」）、「護憲護法」的口號來合理化自己的抗爭，正如雨傘運動時的香港人只能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向傀儡政權申訴一樣。這不僅體現出受縛於中國主義下的各邦樸素本土主義者的無奈和悲哀，也體現出遠東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相對落後。
所謂相對落後，其實也能在台灣1945年的移交中體現。經歷了日本殖民的台灣，主流社會並沒有像二戰後的東南亞各邦一樣意識到應該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也缺乏像印尼那樣的建國能力和基礎，只能被動地迎接「祖國」國民黨政權的「光復」船隊登陸。直到兩年後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凶相畢露，像消滅廣東有產階級一樣殘忍地消滅台灣人的領袖時，國民黨政權和本土台灣人不可調和的矛盾才集中爆發，並激發海外台獨運動的覺醒。
與東亞相比，位於西亞的鄂圖曼帝國和東歐的俄羅斯帝國，其解體進程（體現的是當地自治能力的成熟度）可謂更早更徹底，而歷史上大鄂圖曼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遭到的挫敗也比大中華主義更多。今人打開世界地圖，觀諸歐亞大陸，看到芬蘭、烏克蘭、科威特、保加利亞和塞浦路斯等等國名，大概都很難想像這些國家在一百多年前仍在上述帝國的版圖當中。而今天在清帝國昔日的版圖內，只有蒙古國成功建立獨立的主權國家，只有東突厥人、南蒙古人和藏人在不斷堅持他們持續了一百多年的獨立運動。深受漢字文化影響的各地裡，只有持續了七十多年的當代台獨運動，以及誕生不足十年的港獨運動。大家不要忘記，2008年陳巧文女士發出支持西藏的聲音時，社會主流的聲音都表示反對。可以說，恰是因為東亞千年歷史大一統積弊最深，差距才從很早的時候已經存在。
上述帝國的某些至今解體不徹底的地區，其實也能繼續為東亞民眾提供寶貴經驗教訓。烏克蘭在俄羅斯帝國解體過程中曾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1991年蘇聯解體後，獨立後的烏克蘭卻在親俄和親歐之間搖擺不定，甚至主動選舉出親俄總統，導致了今天俄羅斯在頓巴斯發起的戰事。庫爾德人本為鄂圖曼帝國統治下一善於武力的族群，然而他們在帝國過程解體中缺乏決斷，甚至有部分庫爾德部落幫助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使得今天庫爾德族仍然需要在幾大帝國之間夾縫生存。
這令筆者想起近代遠東類似的兩個例子。在聯省自治運動中，湖南省本是自治立憲走得最前的一省，省長譚延闓更是支持青年毛澤東、彭璜等人直接鼓吹湖南獨立的理論。然而譚延闓後來又出動了湘軍幫助孫文驅逐陳炯明。此後，壯大的國民政府北伐，很快廢除了短命的湘省憲法。而在二戰結束後，滿洲國的東蒙古騎兵部隊投降蘇聯，被編入解放軍。他們輕信中共建國後內蒙古能得到自治的謊言，參與了對西藏的入侵和屠殺，最終卻不能避免卸磨殺驢的命運。
以上的例子都說明，一個民族如果不能在自立和依附大一統之間作出正確選擇，往往會為自己和後人帶來苦果。歷史的教訓已經足夠深刻。廣州商團屠殺只是史上大一統專制主義對東亞各地本土力量暴行的其中一起。冷戰時期的香港固然是寶貴的反共基地，但除卻馬文輝等極少數人以外，鮮有人有反中反華意識，明白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意識和迫切性，哪怕這些人很多自己就是中國的受害者。國共兩系的中華意識形態佔據了教育界，本土基層力量缺乏能夠代表自己的聲音。這種消極最終導致香港後來在整個移交談判中處於失語地位，甚至在六四屠殺後仍然只能默默接受1997，或是消極地移民。同時代的港商更是拋棄前人在20年代的武德和抵抗精神，擁抱統戰紅利。歷史代代遺留下來的問題，何嘗不是一種債留子孫？
港獨運動在2010年代的出現，可以說是對上述歷史債務的亡羊補牢。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撕去其韜光養晦的面具，它讓內地十八省和滿洲的人民成為失地農民和出賣廉價勞動力的GDP奴工，剝奪草原民族南蒙古人的牧地，將無數熱愛和平的藏人僧侶逼迫到自焚的境地，把成千上萬的東突厥人投入集中營，在香港撕下一國兩制的偽裝，同時從未掩飾對台灣的侵略野心。港人在今夏的吶喊和怒火，已經讓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人都意識到，香港人和中國人不是同一個民族。勇武的出現和正名化，更是打破了後麥理浩時代中產階級對暴力的盲目抗拒，讓人看到了商團購械自衛的影子。須知武力從來都是自由和法治不可或缺的基石，以武制暴，才能令自由的敵人退卻。
筆者寫作本文的目的，除了想為歷史上的粵人貶誣以外，也是為了讓今人牢記歷史教訓，以鞭策自己繼續為自由和尊嚴而戰。為感謝香港對筆者一直以來的啟迪和保護，筆者最後也要在此衷心祝福同文同種的兄弟民族，能在必然危險的未來絕處逢生，洗雪1997年以來中國侵略者為香港帶來的恥辱。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參考文獻：
《鬱躁的家邦: 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徐承恩
《城邦舊事: 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徐承恩
《遠東的線索》，劉仲敬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裴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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