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搬運】想搞清美國人的價值觀？得從了解美國清教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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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源於清教文化

美國主流價值觀都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期一統天下的清教文化。

清教徒是16世紀中葉英國國教會內以加爾文學說為旗幟的改革派，他們因為不滿教會改革，要求清除腐敗而遭迫害，後逃到北美大陸，並將清教思想紮根於美洲。

「他們提倡勤儉清潔的生活，希望在新大陸上建造自己的山巔之城」。

清教徒構成了當時北美移民的主體，在新英格蘭北部更是清一色的清教徒。

「清教主義成為當時人們共同的價值觀，他們提倡的思想主要有：虔敬，謙卑，嚴肅，誠實，勤勉和節儉。」

在這些價值觀下，清教徒不畏陌生艱險的環境，克服種種困難，很快便在蠻荒的土地上收獲了繁榮和富足。

因此，他們更加堅信自己的清教主義，雄心勃勃地要擴張疆域，而美國歷史也的確是一部不斷向西的拓展史，清教主義的價值觀念也隨之撥灑到更廣闊的土地上。

「在兩百多年的滄桑變化中，美國文化像一座大熔爐吸收了世界諸多文明的精華，成為具有鮮明特色的多元化的，開放性的文化體系。它包含了世界上幾乎一切種族，民族，宗教，價值思想和學術，但又始終以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文化為主流，其核心是崇尚勤奮勞動的清教道德傳統」。

歷史學家巴斯等說：「沒有對美國清教思想的了解，就不可能理解美國社會。」清教主義奠定了美國社會的基礎，塑造了美國人的性格，從各個方面影響著美國社會。

清教主義奠定了美國民主

美國民主是世界民主的成功範例，1776年的《獨立宣言》中闡明了民主的思想，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賴於早期的清教主義。

美國清教始祖們大多是因為在國內遭受了迫害，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移民到北美大陸的。「這些宗教叛逆者的思想要求奠定了美國民主的基礎」。

北美的第一批清教徒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公約體現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自治，每一個成員都享有平等自由的民主權利。「清教徒自選牧師，自行管理，反映了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要求和要求民主共和的願望，成為建立美國式民主的基礎」。

新英格蘭各殖民地產生了具有廣泛基礎的民選政府，他們商討公眾事物，選舉代表參加大議會，這種始於基層的民主政治為未來聯邦的民主政治打下了堅實基礎。

由於殖民地遠在大洋彼岸，加上國內政治鬥爭的牽制，英國政府對北美殖民地的統治比較松弛。移民先祖充分利用這種自由，努力實踐民主自由的理想。

「在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殖民拓荒後，北美移民逐漸形成了獨立的新民族概念。當時機成熟後，他們毫不猶豫的頒布了《獨立宣言》，宣告現代共和制的誕生，形成了美國獨特的民主制度。尊崇民主自由，人人平等的信條也成為美國人價值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清教主義與使命意識

美國是一個以信仰基督新教為主的國家。

移民始祖在移居北美大陸的過程中，在英國新教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美國自己的民族特色，「這種民族特色最突出的體現之一就是在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中所逐漸形成的宗教使命感」。

17世紀初，大批英國清教徒為擺脫宗教壓迫，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大陸。「他們把北美大陸視為覆興基督教的理想之國，是建立未來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這些清教徒看來，他們肩負著拯救世界的使命」。

隨著北美殖民地的发展，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這些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徒自認為是上帝的優秀選民」。

美國人堅信，他們的使命是以身作則地向全世界傳播自由和社會正義，「把人類從罪惡之路引導到人間新的耶路撒冷」。

這種把世界從苦海中拯救出來的使命神話根深蒂固於美國文化中，影響著美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看法與態度。

清教徒認為他們有救贖世界的使命，決心「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按自己的意願自由的生活，並把基督帶到這個遙遠的世界」。

他們把美洲想象成一個「沒有郁金之樹和引誘之蛇的伊甸園。美洲人是特殊的上帝的選民……我們是這個世界的先鋒……政治上的救世主已經來臨，我們為美國做件好事的同時也就是施惠於世界」。梅爾維爾的這段話把美國人張狂的使命感體現的淋漓盡致。

為了重新安排世界，施惠於世界，美國不斷地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推廣他們的美國精神。

從立國迄今，美國人一直把自己的國家視為「自由的燈塔，民主的堡壘，把光明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對貧窮落後的小國進行援助扶持，但同時又千方百計進行控制，像一位大族長，利用其霸主地位，通過政治幹預，經濟援助，軍事壓力等手段對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進行文化輸出和價值觀的滲透」。

這種「使命感」正是源於古老的清教主義，從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所发揮的積極作用以及戰後世界重建、聯合國的成立美國都擔負起了重大責任，特別是東西對抗冷戰時期，美國至關重要。

清教主義塑造了美國人的民族性格

加爾文主張：「上帝對人的獲救有絕對自由權，但人可以通過在塵世職業上的成就以獲得受到上帝恩寵的確證。」

清教徒普遍接受了這種以職業勞動為唯一內容的天職觀，相信努力工作便能取悅上帝，勤勞致富是獲得再生的唯一手段。

清教徒們都自覺地努力工作，把工作視為快樂，這種觀念促使他們不斷開拓邊疆，征服自然，養成了敢於冒險，不斷進取的精神。

這種性格使美國人獲得了物質上的成功，在很短時間內把一個荒野的不毛之地发展成為強大的工業國家，客觀上促進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发展。

勤儉致富的價值觀還表現在美國人敬仰推崇那些白手起家的英雄（A self-made man），在美國這樣一個尊重個體的社會，人人信奉「自助者天助之」，相信每個人的機會都是均等的，都可以憑借勤奮獲得成功。

許多美國人正是在這種「美國夢」的激勵下，自力更生，擺脫貧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實現了夢想。

重視教育

最初來到美國的清教徒大多受過古典人文教育，他們相信學校將為人指明方向。因此，他們有一種新的教育思想：要有受過教育的神職人員和識字的公民。

新英格蘭殖民地為了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在1674年頒布了《老魔鬼撒旦法》，規定凡滿50戶人家的城鎮必須任命一位老師教孩子閱讀和寫字。凡滿100戶人家的城鎮必須建立一所拉丁文法學校，不執行這一法令的人，將受罰款處罰。

清教徒們教育子孫「不學ABC，愚蠢至終生」

今天的美國人無疑秉承了清教先祖重教的傳統，並將之发揚光大。

在今天的美國社會，每個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各州都有義務教育的法規，全國的文盲比例極低，約為1%。現在，全美大約有6000萬人在不同層次的學校上學，另有900萬人上職業學校，還有1300萬人通過各種形式接受教育，全美有3500多所大學，已經從大眾高等发展為普及高等教育。

清教主義與開拓精神

「探索新的領域是美國人性格中的基本特點。」

美國人的開拓精神也來源於履行上帝賦予的世俗責任即「神召」的自覺。「既是上帝安排的任務就應終生去做，全力去做，就產生了持續不斷的動力，即開拓精神」。

清教徒的移民史就是一部悲壯而艱苦卓越的創業史，清教思想認為致富是上帝對其選民的要求，貧窮是對上帝賜予榮耀的貶損。在這樣的觀念下，人人都追求財富和成功，這種追求激发人們勤勞、開拓、創新。

「在北美荒蕪的土地上，他們披荊斬棘，勇往直前，開拓進取，將一個蠻荒之地建立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殖民區」。這種頑強和不屈不撓、自助、獨立的精神充滿了整個新英格蘭殖民區及後來其他殖民區，這種積極進取的觀念對美國人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美國人看來，「生存充滿了風險，進取意味著生存。任何因循守舊，茍且偷生者，遲早會被生活的激流所吞沒，成功和希望只屬於那些奮发向上，百折不撓的人們」。

這種影響傳給一代又一代美國人，讓他們永不停歇地追逐絢麗的美國夢。

清教徒與美國管理力量
《金融時報》將該書評為十大年度商業讀物，顯示了產業界重溫信仰對領導力的重要性，而放棄進步運動中人定勝天的狂妄。

該書作者霍博兄弟，哥哥肯尼斯是美國企業中的一名工程師，弟弟威廉則是倫敦的一名投資銀行家。在錢德勒、德魯克等大師的鼓勵下，他們幾乎用了50年來完成這本書，考證各種史實，可以說是厚積薄发的結果。

本書高度評價清教徒的創業活動為美國建立一流管理文化的貢獻，稱讚這種信仰所形成的精神正成為美國管理對世界的貢獻。

清教徒有4方面的特征，構築起美國的管理力量：

第一、建造「山頂之城」(as a Citty on a Hill)的使命感，這種感召形成美國人對未來特有的樂觀主義。

1611年，清教徒牧師約翰·溫斯羅普在橫渡大西洋時在亞貝拉號船上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陸宣言，說：「這次目的，就是與神默契去完成建立『山頂之城』的使命。......我們同主訂立了公約來完成這一使命，我們受命而來。主授命我們建立自己的理想社會......如果主高興聽到我們的心聲，讓我們安全抵達我們的『樂土』，那麼主就批準了公約，授予了我們這一神聖使命......」。這個宣言引用《馬太福音》說，「我們要成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將矚目我們」。

清教徒們要建立的「山頂之城」，就是要成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說，清教徒要把新大陸建設成為世界的光，成為引導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

里根非常喜歡這句話，將美國稱為自由世界的燈塔，經常在他的演說中使用，以鼓勵美國人民；而後續者，如曾競選美國副總統的佩林，谷歌公司的創始人Larry Page與Sergey Brin都將它作為使命。

第二、願意躬身親為的技師文化。

清教徒到達新大陸後，任何作物的生長、物品的制造都要從零開始，這就要求每個人都成為多種工作的多面手，放棄舊大陸的等級文化。

這種躬身親為的精神也反映在美國國父富蘭克林為自己寫的墓志銘，他不以參與起草美國憲法為榮，反倒強調自己從事的印刷業：

印刷業者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身體
長眠於此，作蛆蟲的食物。
象一本舊書皮，內容已經破碎不堪，
書面的印字和燙金也剝掉了。
然而，他的工作本身絕不致泯滅，
因為他深信它將重新出版，
經過美好的校正和修飾，
將成為更新更美的版本。

美國的清教徒對歐洲人輕視的手工勞作充滿了熱情，認為這些作品能作為對上帝的榮耀傳承下去。

直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位CEO親自修理自家的水管，他會很自豪地記載在自己的傳記中，以顯示自己是多純的「美國人」。

我到美國之前一直不理解為什麼美國風險投資鐘愛車庫里的創新。到了美國買房子時才发現，許多美國人的兩車庫、三車庫大的房間，堆滿了各種工具，有的美國人索性將其改造成工作坊或制作室，閑暇時間就自己打磨、制造各種器具，而讓自己的愛車在外邊風吹雨打。

家居建材連鎖超市家得寶賣得最火的也是各種器具，DIY雜志大行其道，孩子從小就在這種敢為、親為的文化氛圍中長大，不像中國孩子對化學元素周期表背得滾瓜爛熟，卻不會自己制造一張椅子。

霍博兄弟認為，正是這種文化，使大規模制造能在美國脫穎而出，而不是在英國。

當時，美國的熟練技工急缺，原材料的開采也少，為此，美國人特別崇尚「機器的機器」，象蒸汽機、車床，比學徒制培養了廣泛技工的英國更快地使用這些現代制造業所需的母機，也使各種零部件能夠互相通用，這樣生產線的原型第一次在十九世紀羅斯威爾·李上校的兵工廠中得以出現，為幾十年後的福特制打下基礎。

第三、清教徒相互協作的精神。

這也是清教徒在建立殖民地時生存的關鍵。

最早的清教徒培根說：「愛就是與社區綁定在一起」。

這種精神至今延續，例如美國童子軍是全國性組織，但也是社區的重要組織，它的口號就是「勇往直前，天天向上」。

但與中國的少先隊不同，其管理不是由教育部直到學校進行垂直管理，而是一個水平型的組織，更靠家長的參與自主管理，活動包括野外露營，培養兒童在山野戶外的生存能力，提高健康與耐力，學習急救和救生，培養騎士精神，提高愛國主義和公民權責等等。

女童子軍與男童子軍更是相互獨立、競爭的組織。

美國人雖然有很強的個人主義，但參與社區活動的投入比中國高很多，這就形成公民社會的基矗。

霍博兄弟記錄了一位英國鐘表廠商1857年訪問美國後的觀感：「如果一位制造商想在美國发明一件新機器，其他人都會積極參與，发現錯誤，他就會幫助改正;而英國人正好相反」，這位鐘表廠商最後把他的工廠從英國搬到美國。

這種大規模的協作成為現代大規模制造的基礎，並一直持續到今天，例如Linux、Facebook等社區協作文化的形成，可能與這種精神相關，而匿名的BBS論壇在美國就沒有中國熱乎。

第四、清教徒的系統組織能力。

牧師溫斯羅普提倡：「我們一起歡樂，一起悲哀，一起勞作，一起承擔。」在清教徒建立早期的殖民地時，必須「眾人如一，用系統的力量組織在一起勞作、墾荒、建造房屋與種植園。」

正如《華爾街日報》在感恩節號稱一百年不變的社評：當時的美洲大陸對這些清教徒來說，是惡劣的自然環境，而非今天的富足資源，美國人應該時常感恩這批乘「五月花號」登陸的先驅所遺留的奮鬥精神。

霍博兄弟認為當時的英國也有著水力磨坊、蒸汽機與機床等系統，但美國人更善於系統化，結合創新技能、冒險精神、遠見與營銷能力，成為清教徒增長經濟與財富的偉大引擎。

清教徒的這些偉大禮物，是罕見的創建組織和管理組織的能力源泉，對後世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

正如霍博兄弟指出的，它們對後來美國國父的政治創舉與美國聯邦政府的建立都有著巨大的貢獻。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在文明世界邊緣建立的13個自己改變命運的殖民地，已經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遙相呼應(本書中，新教徒與清教徒是同一類人)，霍博兄弟大膽地提出，美國清教徒的管理文化甚至成功地移植到了日本。

在書的第十章里，霍博兄弟列舉了下列史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占領了日本，對日本進行了羅斯福新政一樣的社會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自下而上的管理」(Bottom-Up Management)，由此建立起日本式管理的開端，並把一個貧窮的、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送上世界第二富國的位置。

例如三菱家族的領導人，至今保存著麥克阿瑟占領期間美國人翻譯的管理文件；而豐田汽車公司的「精益生產」理念中的十四個原則，許多傳承了清教徒的精神，例如建立質量管理的文化中一個原則是通過不斷地反省與持續改善，以變成一個學習型組織。